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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百年优秀传统的形成与传承

从筚路蓝缕、初创基业的20世纪20年代,至蓬勃发展、备受关注的今天,走过百年的中国考古极大延伸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轴线,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更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传统。虽然它们多不见于法律法规所要求,却更凸显出中国考古工作者高尚的职业道德,从而构建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从业规范与精神脊梁。

中国考古最为人称道的优秀传统即考古者不私藏和买卖古物,也就是“搞考古者不搞收藏”。

这一原则首先由“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史语所发掘殷墟之初倡导,后成中国考古界的“百世不易之领导金针”。清代民国时期,金石收藏之风日盛,皇室贵族、高官富商、文人雅士,甚至普通工商业者均有收藏,而多数金石学家也是收藏大家;而近代以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人士则以“探险”“考察”等为名,自中国盗取大量珍贵文物。在此种社会背景下,李济倡导的“一切文物归公,考古遗物为科学研究之对象,而非个人的古董古玩”,“考古者不私藏和买卖古物”,就非只是考古工作中的避嫌之举,体现的更是中国考古的早期先驱们应承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科学”之社会思潮,投身考古和科研的无私之心。个人不收藏,机构不买卖,后期又延伸至不参与非必要的商业鉴定。这一系列原则,首先保证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和纯粹性,也使考古者成为科学家,而非之前的收藏家或商人。进而又保证了考古资料的完整性,为科学研究以及报告出版、出土遗物移交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了可靠和稳定的基石,为公众考古、博物馆展陈、科学和爱国教育等社会大众活动提供完整的平台,是考古服务人民大众的最忠诚体现。

不搞收藏这一优秀传统,自确立以来,在中国考古界一直传承至今,且高风亮节之事不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博app局长郑振铎率先将自己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甚至把自己的清代瓷器捐给单位。时至今日,在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这一原则自学生入学时便被告知,而它也早已成为所有考古工作者默认的坚持职业操守的自律准绳。

中国考古的第二种优良传统即针对重要遗址、以领队为主导、持续性发掘的工作模式。

中国考古学开创之初的发掘即多为“主动性”的科研发掘,虽然由于条件限制,当时长期发掘的遗址主要殷墟一处;但其他工作,也多是由学术精深的学者主持。因此伊始便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王陵、后岗及城子崖的工作,揭示出宏大的晚商王室墓地,建立起科学的地层学方法,探寻出中国文明的另一重要源头。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不断,如夏鼐先生主持的辉县琉璃阁和明定陵发掘、石兴邦先生主持的半坡发掘、徐苹芳先生主持的元大都发掘等等,均为中国田野工作及考古研究的经典,而正是这些具有深厚修养和敏锐眼光的学者指导下的经典发掘,构建起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坚实的基础框架,并推动田野考古技术不断进步。

时至今日,这一优秀工作模式依然为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提供强劲动力,而且“持续性”发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重要遗址一般堆积丰厚、遗迹复杂,具体情况需要多年揣摩才能逐步清晰,而长期驻扎的领队和团队,对于遗址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有更为合理的工作思路和学术规划。尤其田野工作精细化,发掘与保护利用、公众考古等社会活动密切关联的今天,持续性发掘一方面保证领队及其团队的发掘理念和学术规划得到完整和长期的施行,最大程度地获得相关信息,在发掘不同阶段解决不同问题;另一方面为遗址后续的资料整理、保护开发提供了更连续的信息源。近年来,随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中国”等长期性项目的推进,以领队为主导的持续性工作模式取得了越来越多和越深入的重要成果。而反观某些挖宝式、短平快、为某些利益关系更换领队的发掘,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预想的”成果;但由于缺乏长期规划,导致工作粗糙,更多信息丢失,无论对于考古研究,还是对遗址后续保护利用工作都极为不利。

中国考古的第三种优秀传统即重视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

考古报告是田野考古的最终成果,无论前期工作如何精细,有多重要的发现,如果最终没有形成客观、详尽、清晰的报告,都可谓前功尽弃,或者如张忠培先生所说,“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而从中国传统史学角度论,古代遗存便是考古学构建中国古代历史的“史料”,客观翔实的考古报告就是如《史记》等“述而不论”的经典著作一样的史书。优秀的考古报告的整理和编辑出版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中国考古者克服一系列困难,包括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和和平年代的各种烦扰,从《城子崖》《良渚》到《辉县发掘报告》《郑州二里岗》《白沙宋墓》再到《二里头》等等,留下了一部部经典报告。考古报告可谓考古学大厦的栋梁和基石,而对考古工作者个人而言,整理和出版考古报告也是其坚守职业道德的原则和期望,而编辑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正是很多考古工作者一生的追求。

除了作为中国考古百年的优秀传统,重视和完整出版考古报告还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体现。世界范围内,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并无出版考古报告的惯例,考古发掘的相关情况多体现于著述之中,资料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很多时候难以保证;有些国家虽也有类似的报告,但多没有中国考古报告一般数量庞大和全面系统,并成为一种政府支持和监督下的行业规范。

中国考古学的第四种优秀传统即几代考古工作者秉持的奉献精神。

考古作为学术性和实践性均极强的专业,考古者一方面要求精深的学术修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尤其是田野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中国考古创始之初,工作、生活条件局限外,甚至有生命之忧。殷墟发掘之初,盗墓贼猖狂,要考古工作者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葬,否则当心性命;而长期主持史语所田野工作的梁思永先生,因持续的紧张工作等原因,殷墟发掘时便贻误治疗时机,流转西南期间沉疴缠身,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英年早逝。1949年后,治安条件虽大有好转,但考古工作主要涉及的农村地区条件仍然艰苦,而广大考古工作者正是以不畏艰苦的奉献精神,创造出一个个田野考古的经典案例。如辉县发掘期间,夏鼐先生自己负责难度最大的车马坑,隆冬季节他每天用炭火盆消融冰块,再一点点地剔出车的残痕,双手冻肿也不管不顾,经过无数次反复,他不仅将车马坑完整地清理出来,而且根据发掘记录将车子复原出来。此种与艰苦条件斗争,甚至以苦为乐、无私奉献的事迹,在20世纪50-70年代的考古工作中较为常见,成了考古学史上的佳话。改革开放尤其21世纪以来,考古工作的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随着考古项目增多等因素,又面临人员缺乏、资金不足差等困难,很多考古领队经常奔走于数个工地之间,身兼领队、财务、教师、人际关系的协调者等数种角色,承担的工作量和压力极大,但其工资待遇却反差明显。然而,出于对考古事业的热爱的奉献的精神,各单位多数考古工作骨干坚持奋战在一线。百年中,正是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支持中国考古战胜不同阶段遇到的各种挫折,使这一事业一辈辈传承不断。

除上述四者外,中国考古学发展在百年历程中还形成了其他一系列优秀传统。它们一道体现出中国考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体现出中国考古者的精神风貌。这些优秀传统,由中国考古的先驱者开创,被前辈学者继承发扬,在当今社会中也面临或多或少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但我们坚信,作为处在百年之际的考古工作者,将会主动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传统,使中国考古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暨南大学 郭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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